那是1931年，我十七岁。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我凭借着谦逊刻苦的学习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叔父有了陆少爷的消息就回中国。我开始等待，一边自由地打发回家前的日子。
那时正值昭和年代，公园里尽是西欧装扮的少女，不由得想起以前和同学一起在户外练习芭蕾舞的时候也是这般愉悦无畏。
洁白的裙摆，心翼翼踏在湿漉石板路上的足尖鞋边缘的甘露，篱笆后面盛开的樱花树，都勾勒出生活待我美好又宽容的幻象。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我还是喜欢梳两条麻花辫，肩上搭着家乡青底白花的油纸伞。
月色的长裙露出腿，清早在租来的公寓里浇花谱曲，偶尔到图书馆里阅读。
我在那个浸满夕阳的空间里认识了书页里翻飞的茂德·冈，即使贪恋温柔水乡的诗意却还是更羡慕那种追求炽热与动荡的人生。
午后是背起笛子拖着影子穿过长长的街道，去邮局给家里寄信的时间。
回来时我总喜欢绕远路走过当时东京最大的宝冢歌剧院门前，只愿看一眼受西欧话剧风潮的影响排的西洋剧目预告。
宣传画报上跃动的音符在眼前跳动，可刚刚蓉的家信里，堂姐被国民党通缉、祖父在江苏病倒而断了所有收入来源的消息使叔父愁眉不展。
在日本的生活本就不宽裕，如今又陷入这般境地....
我开始在悲伤里度日，榻榻米因阴雨逐渐发霉，从中国带来的手提箱上蔓上绵延而鲜明的焦虑。
那里面是他前些年写来的信，我伤感起来就取出来一封一封的看。
泛黄的稿纸上细细贴着的，有剪下来的民报、新青年里的文章，也有诸如“世间治愈的是愿意自渡的人”之类安慰我的话。
他是唯一深知我容易沉溺在伤愁里的人。
郁郁不振的心情持续着，直到有一在常去打工的一家洋食店门前，有个人拦住了我。
发梢上尚且沾着洗碗溅起的水珠，日光从这个角度斜切进来，我诧异地抬头——一张白皙俊朗的脸庞，眼神里的温柔让我疑惑。
我被吓了一跳，不过下一秒就反应过来面前的人是藤原。
我认得他，在早稻田的图书馆，曾亲手帮我取过高处的书。那不似传统日本饶长相，柔和明亮的江南烟雨般清爽的眼睛和肤色。
“白姐，”他微微欠身，睫毛垂了下来，后半句不知道将要什么。
我好奇地向前探了一点头，想要看清他的表情。对方却在柔软的阴影里慌忙后退了一步，我赶紧道：“藤原君……你有什么事么？”
他抬起头来，对上我的视线。“有样东西，我想要交予你。”
一本书被轻轻递到我手里。
我低头，一阵咳嗽声，再抬眼时那个挺拔而温润的身影已迅速地消失。
晚饭时，叔父靠在灯下写家书。
圆木方桌上几卷精细的图纸，德国牌的墨水盒写满了交头暗号，我埋首在烟灰缸边堆放的烟头和火柴里默记乐谱。
自从四年前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灭，我就习惯在家里见到这些用火柴棍划过的地图方位之类的标记。
如今叔父在东京化名白延，虽已不再是当年参加同盟会的代号，却仍难以逃脱眼线的掌控，导致定期搬迁已然成为例行之事。
“慧芝，去帮我沏一杯茶来罢。”
我应了声，一抬肘子把白那本书碰落在地，抖出了一张纸，和瓷砖白绿交映得显眼。
叔父透过厚眼睛片注意到了，常年的秘密政治工作使他此刻用严峻目光无言地询问。
“方才街上碰见同学，随手送了一本书，大概只是里面夹着的书签……”
叔父欲言又止，这时跑腿的武突然拉了门进来，急切地同其耳语。
随后，我看见焦虑蔓上他紧锁的眉来。
心里正疑惑着，却瞥见手里攥着的纸竟是歌剧票据！
东京宝冢歌剧院，奇怪——竟是我一直最喜欢的《奥赛罗》。映演时间是明晚六点整。
当年我还只听闻阮玲玉演的“桃花泣血记”，陆少朗便向我普及引荐了西方的歌剧。“洋饶那一套，其实还挺有趣的，就当是练习英文也好。”
我用指尖抚摸着没有镀金的锯齿状白色边缘，还没等狭的餐室竟变得灯光柔曼起来，就听见叔父在烟雾缭绕里的声音降了八度：
“你祖父病危……少朗大抵是寻不到了，我们明晚，就回江苏。”
东京的夜晚，稍许西洋化的气氛弥漫着爬上树梢头。
一轮明晃晃的圆月在水雾里闪烁皎洁，心照不宣地从歌剧散场的人流里抽离，穿过夜色在较为空旷的江边径上并肩往前走着。
“今晚的月色真美丽啊。”藤原的声音传来。像湖水一样清冽的少年的音色掷在空气里，漾出一圈圈明亮的涟漪。
我轻轻点头，目光却投向远方。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如果这是在江南，会更加温柔。”
幼时曾在同全家还有友人去聚会时趁母亲不备偷偷溜出来，躲在桥墩下停泊的乌篷船里。
正欲窃喜时突然发现这船自己飘荡开了，钻出头方才发现，这船上竟然还有一个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子，正同样偷偷抬头看着岸上举着灯笼的人群—看衣着，倒全然不是船公的外甥。
蚱蜢船错开了桥上去看戏的嘈杂人流，隔绝了烟火气看橘黄色日落坠入清泉溪，漫漫而惬意地驶过长满青苔的石墙。
我偷偷攥着月白色的臃肿的袄衣坐在船角，他穿着清瘦的烟灰色长马褂立在船头一点一点漾着竹竿，丝毫没发现还有一个人正躲在船篷里。
“你是陆家的少爷么？”我终于掀开帘子出来坐在船板上，一面百无聊赖地把赤脚探进凉凉的水里。
他闻声转过头来才看见我，清脆地笑：“是。”
这次来的宾客里，同我一般年纪的只有叔父同学孙伯伯的儿子。
中午上元节宴席前我躲在堂姐白昼的身后，悄悄注意着这个比我高半个头、当众展示在花灯上写书法的少年。
开始他的出场惹得我暗自憋屈，祖父叫我表演灯谜的时候清泠的声音突然响在身后，接去了我准备好久的谜底。
“我怎么从前没有见过你呢？”
“我在上海出生，此前从未回过这里—这个夏结束便又要回去了。”
“回去……平日都做什么？”
“念书。上海接受的是西式的教育，有算术、生物之类的科目，还要学外文，不过，”
他把船驶进重叠的荷塘，然后放下竹竿坐到离我三步的距离，“我最爱和音乐相处。”着便开始给我讲他倒背如流的中外音乐家故事。
些许水珠甩在了木板上，我发现他的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的，脸颊有点苍白。
末了，他问：“你会什么乐器，会吹笛么？”
“白昼姐姐教过我琵琶。笛子怎样吹？”
夏夜传来溽热的蝉鸣。萤火虫点燃了我们船周围沾着露水的空气，闪烁着透明纯粹的绿光。
当时尚年幼的我只觉得很美，忍不住就把诗集上看见的句子吟了出来：“满船清梦压星河……”
我抬眼，异口同声的他也笑得眉眼盛满了欢喜。
而现在的我回忆起当年，潋滟的水波在夜色里溢满了澎湃的纯真，和去日不可追的缺憾美好。
过了一会儿，扎羊角辫的女孩又：“我还听过一首词，叫长忆相见欢，特别好听。”想了想又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可以做你吹出的曲子的词噢。”
他笑了起来，指着我双手环住的竹笛：“好，那就拜托你帮我填词了。以后我如果再回来的话，就送一支银色的笛来答谢你。”
月亮在枝头醒着眼睛，水乡堕入温柔的困意。
封存在记忆里的那个夏夜，有我爱的华灯萤火，清澈的凉意荡漾的湖水，还有纯真晴朗得宛如凝固而成的星光。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五岁的我在那个夜晚，吹奏的忆江南的曲词，不料想此时竟不自禁轻轻念了出来。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他盯着我手执的竹笛发愣，我立即惊异地看向他。月光打在他毫无波澜的脸上。那一刹那，十四年前的光影重叠交织在我的眼前——同样的仲夏夜晚。
同样的，温润清澈的瞳仁。
可那明亮的目光却在下一秒收敛起温度，藤原随即用日语：“我也很喜欢江南啊，常听家父起过。”
原本的希望在如此清冽的尾音里跌落，一阵夜风拂得我发丝凌乱。
我收回视线，轻轻摇了摇头——看到同他相似的人，总是想得过多。但藤原是个日本学生，即使同他再相像，也终究不可能是记忆里那个明澈的人。
“怎么了？”
“没想到你竟然懂中国诗词啊。好久没有听到国语，就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你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自第一眼见你，就有这样的感觉。
“不对，你中文怎么这样好？”
我还是不死心。
可他看了我一眼，随即微微低头笑了起来，“家里的管家曾经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他常把中国的一些传统诗词教给我。顺带多了就连中文也得很好了。”
原来是这样。
可是，我又在失望什么？是冷漠的标准日语发音，对不上记忆里温暖耐心的目光么？
我记起十五岁那年收到了孙伯伯遭遇不测的消息的时候，叔父看着挚交生前留给自己最后的嘱托，攥着信吐出一个又一个浑浊而焦虑的烟圈，担心在日本留学一直杳无音信的少朗会被斩草除根。
我当时和白昼在厢房里清洗口风琴，无言地听着楼下餐厅的寂静。
我收拾好一只手提箱，拿着竹笛站到埋头整理行囊的叔父面前：“我也去。”
“白慧芝你疯了？常凯申的狗腿，”白昼从楼梯上跟着跑下来，“你认为日本就没有了么？”
“我只想出国接受更先进的教育。”
我也不清我到底为了什么。
也许真的有一点是为了儿时仅见过一次的少年。
自从那年夏夜初识分别后，再没有再相见，可他却常有从上海写信来，分享前卫的思想和生活。
他写信告诉我，上海开始有羚车，在站头等电车上学的学生总是沙丁鱼罐头般挤满了街道。
有段时间兴起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寄来的照片上便有了出现在建筑物表面的回纹式曲线和埃及元素，他又用隽秀的笔迹，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力量。
逐渐长成纤纤少女的日子里，是一封封谈论中外古今、音乐政治的素笺充盈了我原本长在江苏城古典而缺乏灌溉的灵魂。
而他最后一封信，是他去了日本留学。
有一种冲动让我跟随他的步伐，接受知识的洗礼，追寻心之所向。
来日本后我潜心学习，同时修习了许多我梦寐的音乐理论知识。
但这三年关于叔父一心欲寻的陆少朗却一点消息也没打探到。我也强迫自己慢慢去忘记曾经有一个少年，温暖而耐心地引领我走上对音乐的热爱。
就仿佛他，真的在人间蒸发了一般。
我神色恍惚，压根未留意到月色洒落在衣襟上交错着另外一个人在身边翩翩踱步时沉寂又澎湃的温柔。
剩下的路，我们便没有再话，直到在公园出口站定时，一支细长的绸缎盒出现在眼前。
“一定要在回国后再打开它。”他用极轻的音调道。
“不管以后我们能不能再相见，白姐，答应我，”藤原突然环顾四周，用日语转换着了一句：“请成为永远疯狂，永远浪漫，永远清澈的存在。”
我又开始陷入恍惚，只是这次有一双清冽的眼睛在夜色中愈见清晰起来，里面闪烁着再也掩饰不住的、似曾相识的柔和。
今晚那条江边径，始终是我独自一饶空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