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斌先讲自己的故事：
我们家成分高，我父亲是个富农。现在不讲成分了，那个年代这是要命的事儿。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还戴着富农的帽子。大队有运动，有活动，政治上风吹草动，他和全大队“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必须参加大队义务劳动。每当广播里响起何支书或者民兵连长叫人到劳动学习，肯定有我爹。
我最烦别人叫我小地主、狗崽子，同龄的孩子偏偏这么叫，不管你是富农还是走资派，他们统统叫地主。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父亲和几个四类分子一起修戏台。大队副支书的娘死了，要祭奠办丧事，邀请了县豫剧团演戏，大队十几个政治有问题的人被叫来干活。
看到我父亲在里面劳动，我同学吴反修怪叫：“陈小斌，你小地主崽子不替你老爹干活去。”吴反修就是副支书的儿子，比我大一岁，高半头。他后面常跟着几个狗腿子，欺负学校的同学。
我从心里不怕他，听到叫他狗崽子，象饿虎一样扑了上去。吴反修的几个狗腿子围住我群殴。我父亲就在旁边，看着儿子挨打，却不敢伸手相帮。他心里着急，眼泪汪汪，可也不敢说话。大队干部和十几个民兵在旁边看着，他不吭声只算是孝子打闹，他一说话性质变了，会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弄不好支书利用这个机会杀鸡给猴看，让他戴着高帽子游街。
几个人拽着我的手，撕着我的嘴，其他人拳打脚踢，叫他承认自己就是小地主，不承认继续猛打。我咬着牙不喊叫，不求饶，不流一滴泪，直到他们没有打不动了，打腻歪了为止。
这次挨打时间最长，受的伤害最多。我在家养了三天才去上学。
我开始寻找机会报复。等了半个月，终于逮到了机会。
那天，吴反修作业没有完成，被老师留在教室，写完作业，已经很晚了，学校没有了其他人。吴反修一个人匆匆回家，在半路碰到了我。看到吴反修，我亲昵的叫了一声“反修。”
我特淡定，特虚伪，特假意，让吴反修摸不着头脑。吴反修听到叫他，下意识的往后咧咧身子：“小斌，你叫我？你咋没有回家哪？”
我笑笑：“我在等你。”
吴反修一听知道没有好事。不过，他比我大一岁，比他高半头，似乎并不怕威胁。满不在乎的说：“等我干嘛，你还能吃了我？”
我坏笑了一声：“吃是吃不了你，不过，咱俩的帐要算一算，你得掉点儿毛。”
没等吴反修说出话来，“忽”的一声，我便从书包里抽出了2米长的三角皮带。皮带是柴油机的传送带，做汽车轮胎的橡胶制品，比皮鞭还要结实，比棍子更有韧性。不要说打人，打在驴马身上，畜生也会尥蹶子，疼的受不了。
对着吴反修的头部猛的一下，他一躲，皮带抽到脖子上，一道血痕。又一下，抽在头上。吴反修双手捂住脑袋，撕破嗓子哭喊：“陈小斌，你这个地主狗崽子，你敢打我，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
我本意是打几下出口气，连懵带吓唬，以后不欺负他就行了。吴反修这么一喊，我顿时恶从胆边生。“既然明天怎么着也是死，不如索性揍个痛快。”
吴反修刚开始还嘴硬，抽了五皮带后，他喊出的声音已经是有气无力：“救命啊，打死人了。”
我一听更上火：“上次你们几个打20多分钟，老子一句没有求饶。现在几皮带你就杀猪一样嚎叫，平时威风哪里去了，胆子哪里去了。什么尿性，原来是个熊包。叫也不行，这次不打怕你，明天肯定欺负老子，今天非叫你口服心服不可。”
我骑在吴反修的身上，用皮带不停的猛抽他的后背。一边抽一边问：“还欺负老子不欺负，说。”
吴反修心里不服，嘴上说：“谁欺负你了，我没有欺负你。”
我说：“那好，不说实话再来几下。”几皮带下去，吴反修哭哑了嗓子，说：“小斌哥，以后不敢了，以后不敢了。”
我问：“明天怎么办？”
吴反修哭道：“回家我啥也不说。”
就此一次，吴反修再也没有敢欺负过我。
刘宏伟道：
我最记忆最深感觉最苦的是高中生活。我的母校是县五中。这所中学不在县城，位于红庙乡，县教育局统编为第五中学。五中离红庙集镇还有三公里，在郭庄旁边。原来是一个沙堆荒地，前面是一个几万亩大的水坑湿地，长满了芦苇野草，各种野鸟翻飞，鱼肥虾美。有水有草有鸟，今天来看来绝对是一个很美的旅游圣地，对青春他们这些学生来说，这个地方无疑是一个劳改场。
学生们每次回家来校，从柏油马路下来，要走三四公里的土路才能穿过那块湿地。那条土路好天坑坑洼洼，汤汤水水，没有一点儿平整结实的路面。如果下点雨雪，路基本被水埋没，不通车，几乎不能行人。这苦了五中的学生们，他们没吃没喝必须回家，只能几个人做伴儿，卷起裤腿儿，趟着泥水，逃难一样回去。
学生基本上是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换洗衣服，从家背粮食和馍，这是他们一周吃的食品。五中有学生食堂，学生们从家捎带的粮食换成饭票。学校规定一斤麦子换八两馍票，一斤玉米换一斤馍票。学校食堂的司务长是青春同班同学王声的父亲，一个又瘦又高，不苟言笑的男人。
每次收学生交来的麦子都会压称，你带50斤麦子给你称出48斤算是大面子的人。称完称还要挑剔你麦子的好坏，麦子潮湿有虫儿或者颗粒不饱满，影响出粉儿率，他总能找出毛病扣几斤馍票。食堂做出的馒头说是二两一个，学生们都说绝对不够，谁也不敢站出来较真儿。这样里里外外克扣，60斤麦子吃到学生肚里40斤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后来王声高中毕业回家因为和邻居发生纠纷，把人捅死后亡命天涯，被公安局缉拿归案后执行死刑。有学生说是恶有恶报，这话不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是没事私下嘀咕着说的，别的人听不见。
学校食堂做的白面卷子不管斤两够不够数，味儿道却是很地道。青春每次吃四五个卷子才能垫底，放开肚皮吃七八个不在话下。不光是青春一个人，几乎所有的学生吃白面馒头都是这个饭量。家长和学生心里都算一本账，一个卷子2两，七八个卷子就是一斤半的饭票。
按照这个吃饭的标准，一个学生一年要带一千多斤小麦才能保证肚子不挨饿。那个年代一家要拿出一千多斤小麦，可以说全县没有一个家庭能有这么多的麦子拿出来供应学生。青春的那位同班同学王声除外，他爹当学校的司务长，他从来没有带过粮食，没有饭票去到老爹那里拿就行了，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一些和他关系好的同学还可以通过他到司务长那里暂时借一些。
学生们不会这样心甘情愿的吃亏，也不想奢侈，便自已想办法贴补一下伙食，尽可能的少从家拿那点儿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最常见的就是从家里带馍带红薯。
每到周日下午，学校归校的学生们带着馍篮子和馍兜子，里面是窝头卷子馒头红薯芋头萝卜五光十色的食品，学生宿舍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馍篮子，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每周前三天要赶快吃完自己从家带来的食品，要不然馍可能就馊了。特别是夏秋天，天气温度高，宿舍里的食品坏的快，学生们知道家里大人从嘴里省出这篮子馍不容易，就是馊了也舍不得扔掉，热一热照样儿吃到肚子里。我对吃这种发馊的馍刻骨铭心，一直到今天也忘不掉那种怪味儿，掰开后扯出很多很长的白丝儿，像掰断的莲藕一样。
我现在从不吃拔丝苹果芋头，看到那些用夹起一块儿就拉出来很多很长的白丝儿的美味佳肴，他却条件反射开始恶心反胃。
高中最苦的生活儿还是学习。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背英语背历史被地理，上午下午三堂课满堂灌，晚上写数学物理化学作业直到九点晚自习结束，周有周考，月有月考，期中有考期末有考，把人考的晕头转向，神经衰弱。
老师们不知道能拿多少奖金，反正有使不完的劲儿挥霍不了的精力。我们班主任曹老师，那位胖胖的，说话慢慢的中等个头的中年人也不知道那么大的精力，每天打了鸡血一样，他担任三个毕业班的七八节课，每天备课批改作业，不知道有多少事儿要忙，可他每天早上和学生一起床，监督学生早自习，晚上陪着学生晚自习，还要和那些早退的迟到的调皮捣蛋的学生斗智斗勇，为班里鸡毛蒜皮的难事儿想辙儿。
陈小斌道：“高中生活都差不多，受了不少罪。”
刘宏伟笑道：“不说高中生活了，说说我偷鸡摸狗的勾当。”
小时候干的最刺激的事儿是偷瓜。我们小时候还是生产队，每年都要种上几亩甜瓜。看瓜的是村里老头，夜里眼神不好，我和三斗、二歪、琉璃几个人夜里去，偷的是邻村的瓜地。
月高星稀，四周都是庄稼，风一吹呼呼啦啦响，挺瘆人的。
三斗说：“这甜瓜那个熟那个生，白天我都分不清，夜里更分不出来了，跟我说咋分出来生瓜熟瓜啊。”
我告诉他一个辨别生瓜熟瓜的诀窍：“夜里摸瓜看不到，就在瓜地轻轻打滚，有瓜就会咯到你的身体。要大的不要小个的，熟不熟一闻味儿就知道，有香味的就是熟的，没有香味的不要。”
我给几个人分了工：“二歪头能说会道，嘴皮子利落，你快去瓜棚搅合事。我和三斗、铁棍从另一面绕过一片玉米地，摸到瓜地的另一边偷瓜。”
从玉米地里走了一段时间了，听到二歪头不紧不慢走到瓜棚子前大声喊：“有人没有？看瓜的跑哪去了？”
看瓜的老头正在瓜棚里面吃饭。听到有人喊，就问：“谁呀，黑灯瞎火的瞎叫唤啥，跟招魂一样？”
二歪头马上一本正经：“大爷，是我，三孩儿。”
在河南农村，排行老三的男孩子一般就叫三孩儿。老头不清楚是谁：“谁家的三孩儿啊？”
二歪头回答：“村西头的耿四儿家的。”
二歪头的随机应变能力让他们都很非常佩服。这个瓜地是五爷庙村的，而五爷庙姓耿的是大户人家，叫耿四儿的不止一个。老人没有怀疑：“你有啥事啊，三小儿？”
二歪头道：“大爷，给俺弄个瓜吃呗。”
老人说：“你真会找时候来吃瓜。我刚从地里摸出来两个红到皮，你就来了，是不是闻着香味过来的呀？”
二歪头大笑起来：“大爷，还是你心疼你老侄子。我一来你就把瓜摘好了。放心，我不贪，只吃一个，另一个你留着您老儿吃。”
两个人聊着天，吃着瓜，二歪头故意弄的瓜秧子沙沙作晌。我们几个人饶道到了另一边摸进瓜地。我偷瓜有经验，轻轻一拧身子，就从腰下摸出两个王海瓜出来。闻一闻，用手拿瓜叶擦一擦，摘都不摘，连着瓜秧子啃了起来。那个香味儿，直钻鼻子，三斗在后面几米远都闻到了。
我吃完一个，脱下白棉布背心，打个结，把摸到的熟瓜装了进去。铁棍看到也这样做。三斗在后面是腿打颤，嘴哆嗦，心突突的要跳出来的样子。做贼心虚是啥滋味，这个时候他心里是最清楚了。在里面吃瓜摸瓜，想进去，又不敢，只好猫在瓜地边上乱摸一通。农村种瓜有个习惯，为了防止别人偷，就把地黄瓜一类不好吃的菜瓜种到地边上。在地边只能摸几根胳膊粗的地黄瓜抱在怀里。
不大一会儿，我们把背心装满了，左手掂着背心布袋，右手还抱着几个瓜，弓着腰轻手轻脚往玉米地跑。三斗还想进去摸第甜瓜哪，一看他们溜走了，心理害怕，猛的站起来就跑。这个声音太大，惊动了看瓜的老头，大声喊：“谁呀？那个龟孙在哪里啊？”
二歪头看到我们跑了，一转身悄声跑出了瓜地，老头儿这才突然明白上当受骗。他也不追这边的三个人了，知道这些人钻进玉米地里也找不到，更怕偷瓜的人多势众，追上也沾不了便宜。他扭过头就追二歪头一个人。一边追一边骂：“你这个孬孙，你不得好死。我好心好意请你吃瓜，你却是个小偷，你别跑，看我抓住不打死你。”
二歪头十五六岁，正是跑不死的年龄，老头那是他的对手。他跑一阵就停下来，然后回过身大声骂：“你个老杂毛，追我啊，气死你个老鳖一。追啊，你追啊。追上我我叫你爹，追不上我，你叫我爹。”
老头追了几百米，看到没有啥希望，也怕再有人去瓜地偷瓜，到时候两头都顾不上，损失更大，只得骂骂咧咧回去了。
范春柳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想不到你们小时候那么捣蛋，不过，挺好玩儿的。”
刘宏伟道：“是啊，现在的农村没有这种生活了。土地分到了家，想吃瓜自